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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九旬老人记录731部队工厂苦难经历

  昨天是“九一八”事变86周年,家住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的九旬老人胥金和,翻出一本笔记本。烫金的封面上印着凤凰,翻开,是密密麻麻的圆珠笔字。

  这一天,年届九旬的胥金和重启一段记忆:1944年秋天,“优级小学”毕业生胥金和,在家乡黑龙江省肇州县,被骗入哈尔滨郊区一处关东军下属工厂,成为“少年见习工”,从事军用滤水器生产。这一工厂的上级部门,即为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“731部队”。

  1945年3月,在付出左手三个手指截断的代价后,胥金和在中国劳工帮助下逃回家乡。从沈阳市质监局高级工程师岗位上退休的胥金和,将这段亲身经历写成文字,至今已经超过万字。

  “少年见习工”

  胥金和出生于1928年,按照黑龙江老家的算法,他今年已经90岁了。

  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东北三省沦陷。在胥金和的记忆里,远在黑龙江肇州县大同镇的老家,也很快被战争波及。最直观的是,县城里的日本人渐渐多起来,穿着皮靴的日本兵开始在街上走来走去。随之,教育制度也彻底“日化”。

  九旬老人胥金和写出上万字回忆录,记录自己少年时被骗入日军731部队下属工厂的经历。

胥金和上万字的“个人回忆录”均由手写完成。

  1937年,伪满洲国公布新学制,仿照日本教育体制,学生从四年制的“国民学校”(初等小学)毕业后,即升入两年制的“国民优级学校”(高等小学)。“优级学校”毕业后,可升入“国民高等学校”(中学)。

  按照胥金和的说法,入读国民高等学校,需要自行承担学杂费及住宿费。对于普通家庭出身、无钱升学的学生来说,“优级学校”毕业即是学业终点。

  胥金和也不例外。1944年,16岁的胥金和从大同镇上的优级学校毕业。此时,这批毕业生正处在升学无力,找工作又年纪过小的境况。就在此时,一个人称“宫藤”主任的日本人来到镇上,为一座军用工厂招工。

  “当时说有工资、住楼房,还能学技术,我们一帮小孩就这样连哄带骗,被招进了厂,拉到哈尔滨。”胥金和说,直到进入这座位于哈尔滨郊区的工厂后,这群年龄最小13岁,总数30人的“少年见习工”才发现,现实并没有承诺的那么美好。

  从哈尔滨城内的火车站出发,30个半大小子步行往郊区走。黑龙江的秋天已经寒风阵阵,胥金和说,自己越走“心越凉”,直到见到铁丝网内的几间小草房,他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  三个手指伤残

  胥金和们的终点,是一处生产滤水器的工厂。入厂后不久,他从军官口中得知,这座工厂隶属于“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”,日后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“731部队”,其所生产的滤水器,在《日本七三一部队罪恶史》一书中有所记载。

  16岁的胥金和并不明白这些背景,他的直观感受是,同样在一座工厂内劳作,日籍工人待遇明显好于少年见习工,后者的生活,相比于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国籍劳工,又要好一些。尤其到吃饭时,这种等级差异体现得尤为明显:日本工人有大米饭和鱼肉,中国少年见习工和劳工,只能吃小米饭和大豆汤;日本工人能够睡在工厂宿舍,中国少年见习工和劳工只能睡在工厂外草房的凉炕上,“冬天不能脱衣服,冷”。

  工厂里,胥金和负责给日本师傅打下手。1945年3月,胥金和的日本师傅生病,驻厂日军强迫胥金和上机操作。此前从未单独作业的胥金和,在日本兵的“不做就打”的威胁下操作机器,仅仅几分钟后,手指头就被轧入模具中,当场昏厥。

  胥金和告诉新京报记者,被工友抬入工厂医院后,日本医生只是简单做了包扎,便要求其继续返回工作岗位。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处置,十天后,胥金和受伤的手出现感染症状。

  如今,胥金和仍然时常会端详左手,他没有想到的是,这只三个手指均有伤残的手,最终帮助他逃出工厂,回到正常生活。

  上万字的回忆录

  受伤后的胥金和,仍然被要求呆在工厂内,并配合日本师傅工作。眼看着因为没有得到消炎药品,因感染而日渐肿大的手指,他觉得前途一片灰暗。

  “再不出去,不截肢也得死在这里。”胥金和告诉新京报记者,看守少年见习工宿舍的,是中国人,对自己遭遇都十分同情。在偷偷向家里报信后,胥金和的一位叔叔来到哈尔滨“接应”。最终,在工厂内中国劳工的帮助下,胥金和趁着夜色逃离工厂,与叔叔两人连夜赶回了肇州老家。

  由于已经严重感染发炎,胥金和的三个手指都被砍去一节。经过三个多月治疗后,情况得到了控制。疼痛折磨了胥金和一辈子,他说,至今到阴天下雨时节,自己的手指还会作痛。

  由于是偷偷跑出,胥金和一直呆在家里。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,他重又开始学习钣金技术。1947年,胥金和在解放区法院工作,1954年调入沈阳,成为一名法官。之后,胥金和进入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局工作,并以高级工程师身份退休。

  2004年开始,胥金和陆续将自己在731部队下属工厂的经历进行记录,“想起来一点就写一点”。如今,这些用蓝色圆珠笔,写在一本笔记本上的回忆材料,已经超过万字。此外,退休后的胥金和,收集了大量侵华日军在东北的暴行资料。

  胥金和说,每年到9月18日这一天,自己都会将回忆录翻出来,戴上老花镜,慢慢往下翻。“有时候真不愿意想起来,但就是不能忘。”

  ■ 对话

  胥金和:我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

  胥金和如今住在沈阳,生活安稳。昨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,只要一提起那段往事,他仍然会显得很激动,老人希望,自己的回忆录能够为还原历史“出份力”。

  新京报:回想起在日军工厂的经历,是什么感觉?

  胥金和:就是四个字,不堪回首。当时年纪小,被连哄带骗拉进去,去了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,但是你的自由被剥夺了,没有那么容易出来的,就一直干活。

  新京报:在工厂里主要承担什么工作?

  胥金和: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孩,哪有什么技术,只能是给日本师傅服务,拉个电闸递个钳子,语言不通,跟日本人也没有什么交流,他们也不怎么愿意跟我们交流。

  新京报:到了工厂后发现被骗了?

  胥金和:根本没有什么工钱,也没有楼房住。吃不饱,一天就一碗小米饭,喝的汤有点黄豆粒泡着。大米饭有,但那是日本人吃的,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十五六岁的孩子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一天天的饿,那种滋味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  新京报:日常工作会受到处罚吗?

  胥金和:说错话,或者没有按照日本人的规矩做事,都要受罚。打个比方,有一次,伪满海军学校毕业生到工厂参观,都是准尉军衔。按照日本人的要求,我们干活就干活,不能抬头看,当时我刚去,不明白这个规矩,抬了头。这批参观学员走了后,被厂里的日本兵用脚踢,用鞭子打,打得很凶。

  新京报:为什么几十年后,还要将这样不堪的经历记录下来?

  胥金和:日本731部队的暴行不断被披露出来,我算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,想把自己的经历记下来,未来留给后人做参考也好,成为起诉日军暴行的证据也好,能出一份力就行。

  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王煜

  本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袁静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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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源 百度新闻源  2017-01-21 20:44:36     编辑 中宗刘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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